----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增長報告2004》學術報告會上的演講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 劉偉

　　2004年3月1日


從2002年下半年起，中國經濟增長出現了明顯轉暖的跡象，2003年，盡管“非典”疫情對中國經濟產生了嚴重的沖擊，經濟增長仍然達到了9.1%，這是中國近年來少有的增長速度。而隨著這一增長的發(fā)生，對于中國經濟增長中熱點問題的爭論也是近些年來少有的。人們關注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增長是不是過快，經濟是否過熱；二是在目前的形勢下，如何進行我們的政策選擇的問題：政策的作用目標，究竟是控制通貨膨脹還是解決失業(yè)；三是人民幣究竟應該不應該升值。

　　第一個問題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是不是過快，在宏觀經濟政策上是不是面臨著一個對經濟增長欲收斂、欲收縮的這樣一個政策選擇。從2003年第三季度開始，這個問題在中國的理論和政策研究界實際上討論得就很熱烈。兩種觀點各有道理。

　　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現在進入一個新的過熱的、過快的時期，因此可能導致中國經濟一系列緊張局面的發(fā)生。持這種觀點的人可以舉出很多經驗性的理由。我們知道，2003年第一季度中國的經濟增長接近10%，這個速度是相當快的。雖然第二季度受“非典”影響經濟增長有所放緩，但從第三季度開始經濟增長又重新回到了快車道，2003年全年我們最后公布的經濟增長數據9.1%。對這個9.1%，有的學者認為是低估了，并認為2003年前幾個季度公布的增長速度也有可能被低估。其實，國家統(tǒng)計局在公布全年的統(tǒng)計數字時是非常謹慎的，除了不斷地改進和完善國民經濟核算的制度、方法和實際工作外，還非常注意傾聽社會各方的意見。在2004年1月20日公布這個經濟增長數據之前，1月16日，國家統(tǒng)計局專門請了政府經濟部門和大學的有關專家去座談，請這些專家提意見。當時我也去了。與會專家們聽取了國家統(tǒng)計局的全面介紹后，對這一數據基本上是肯定的。但是即使是9.1%，仍然有許多人認為，根據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經驗，中國經濟增長一旦超過9%，就被認為是出現了進入增長過快、經濟過熱時期的跡象。現在增長速度已經超過了9%。這是這些學者認為增長過快、經濟過熱的第一個理由。

　　第二個理由，是經濟增長各方面的表現出了這種傾向。我們知道，2003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相當快，是這么多年來少有的。2003年前三個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在30%以上，第四個季度有所回落，全年的增幅仍然達到了26.7%，接近30%，這個速度也是中國很多年來沒有的。這么高的固定資產投資的速度，自然帶動投資品的價格的迅速上升。2003年中國的一些重要生產資料和能源的價格，上升程度實際上已經到了非常令人關注的地步。鋼材的價格上升得非常猛。由于鋼材價格迅速上漲，價格給出的信息導致了對鋼鐵工業(yè)的投資規(guī)模發(fā)展得相當大。2002年年末中國的鋼鐵生產能力已經達到1.7億噸，2003年投到鋼鐵業(yè)的投資形成的生產能力又有5000萬噸，使中國目前的鋼鐵生產能力已經突破兩億噸，達到2億2千萬噸，在世界上名列第一。即使如此，鋼材的價格還是在不斷地上升，上升的幅度還特別大。支持鋼材價格上升的產業(yè)需求是什么呢？主要是兩個，一個是汽車，一個是房地產。這兩個產業(yè)所吸納的鋼材，大體上是我們鋼材生產的60%左右。這也就是說，中國的鋼鐵工業(yè)這么迅速地在上升，靠的就是這么很狹窄的兩個單一產業(yè)的支撐。鋁材價格的上升也非常猛，電解鋁、鋼材這些高耗能產業(yè)的發(fā)展，又導致了對電力等能源需求的迅速增加， 加上其它各方面的因素，電力出現了少見的緊缺。2003年夏天，19個省市拉閘限電，現在仍有一部分省市在拉閘限電。2003年中國的電力增長了15.52%，電力裝機總容量比日本大得多，但還是不夠用。這導致電價一漲再漲。除了電力之外，煤炭價格也是一漲再漲。這些重要的生產資料和能源出現的供不應求，價格這樣上漲，同時伴隨著這么活躍的投資增長，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這么大幅度的飆升，是不是可以認為投資需求增長過猛？

　　認為經濟增長過快的第三個理由是盲目的開發(fā)熱，到2003年年末，不包括村和鄉(xiāng)這兩級的開發(fā)區(qū)，中國各級政府批出去的有案可稽的各種開發(fā)區(qū)已經有5000多個。根據有關方面的研究，中國批出去的開發(fā)區(qū)、批出去的土地大體上是3.4萬平方公里，大體上和臺灣省的面積相等。這些開發(fā)區(qū)用的大都是良田，并且都在交通比較方便的地方。這么大的面積、這么普遍地批出去之后，真正開發(fā)的（投入、啟動的）只有43%，一半都不到。而在這43%中，真正由市場性開發(fā)的，就是通過企業(yè)投資、通過外商投資進去開發(fā)的，還不到10%。其余的主要是地方政府在投資搞基礎建設，進行三通一平，鋪設各種管網。這些主要由地方政府投資建設的開發(fā)區(qū)，資金來源經常是通過地方政府的財政擔保，向國有專業(yè)商業(yè)銀行貸款，如果不能吸引到足夠的投資者，就包含著相當大的金融風險，而且有些地方的開發(fā)區(qū)還對當地人民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響。那么這么大規(guī)模的開發(fā)會不會形成開發(fā)熱和過熱地炒地皮，然后形成大量的泡沫？

　　除此之外，其他表現在經濟過熱方面還可以舉出很多，主要的根據就是這些宏觀層面的數據，所以有些人認為中國經濟現在過熱、增長速度過快。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應該在政策上對中國1998年下半年以來的積極的財政政策有所收斂，甚至考慮政策的方向是不是就應該有所改變，這就引起人們普遍的爭論。這是一方的觀點。

　　相反的觀點認為當前的中國經濟恐怕不能說是過熱，不僅不是過熱，還是這些年來少有的良好的局面。為什么這么講？如果說按照經驗超過9%就是過快過熱，那么這里有另外一個數據：從1978年到2003年這25年間，中國GDP年平均增長速度是9.36%。如果25年平均是9.36%的話，說中國2003年經濟增長超過9.1%就是過快，那豈不是說這25中國經濟都處于過熱過快之中嗎？顯然，“9%以上就是過熱”這個經驗，總結得不夠精確。中國的這個經濟增長，與同期的世界上的發(fā)達和發(fā)展中國家或地區(qū)相比，確實它是相當快的。但是從中國自身的成長階段的內在規(guī)律看未必過快，因為中國25年的平均速度是9.36%！這是認為中國經濟并不是過快過熱的第一個理由。

　　第二個理由也是從價格水平上看的。中國重要的生產資料和能源的價格一漲再漲，但從經濟學上看，如果要從價格水平上判斷宏觀經濟是不是過熱，不應當僅僅從個別商品而應當從物價的總水平來判斷，看需求是不是在膨脹、在過熱。2003年全年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也就比2002年上升1.2個百分點，1.2百分點能下一個什么結論呢？只能說中國是剛剛走出通貨緊縮的陰影，還不好說就是通貨膨脹。為了控制通貨膨脹，從1993年開始宏觀經濟緊縮，中國一直連續(xù)緊縮了50多個月。1997年，零售物價指數的上漲開始還在正的3%左右，但11月份就開始出現負上漲。從1997年11月份開始，零售物價指數的上漲率開始轉為負數，連續(xù)20多個月消費物價指數為百分之九十多，為負增長。1998年是負的3%左右，99年又是負的3%左右。從2000年開始到2002年，零售物價指數的增長都是負數，消費價格指數也基本上都是在零的附近上下波動。2003年中國的消費物價上漲幅度也就是1個百分點左右，只能說是剛剛擺脫了通貨緊縮的陰影，不好說是通貨膨脹的壓力已經很現實的到來。從這個意義上看，物價總水平并沒有大的變化，變化的是個別商品，屬于結構性的而不是總量的上的變化。用結構性的商品價格的變化并不能解釋整個宏觀經濟是不是處于膨脹或過熱當中。這是持這種觀點的人的第二個理由。

　　至于說開發(fā)區(qū)等等這些方面的情況和其他方面的一些情況，可以從更為廣泛的微觀層面上去觀察它們。2003年這么快的固定資產投資和經濟增長速度背后伴隨著一個微觀指標是什么呢？那就是2003年中國的企業(yè)效益指標相當好，企業(yè)效益指標包括企業(yè)的利潤、企業(yè)的資金的回收情況有了相當大的改善，包括企業(yè)的庫存情況、產成品壓庫的情況都有了明顯的效益方面的提高。從這個意義上看，9.1%的高速增長建立的微觀基礎就是企業(yè)的效益指數在提高。企業(yè)效益指數提高的重要的制度保障是什么？是國有企業(yè)深化改革以及伴隨國有企業(yè)改革而發(fā)生的非國有經濟的壯大，特別是非國有經濟的發(fā)展。所以使得中國微觀層面的經濟效益在提高。如果是高速增長是建立在效益不斷提高基礎之上的，那么這種高速增長并不可怕，因為它能形成有效的供給。這是認為中國經濟沒有過熱的第三個理由。從這幾個道理上來說，他們認為現在中國經濟并沒有過熱，尤其政策上不能對這種經濟增長的勢頭予以遏制，積極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方向不能改變。這種局面是多年來宏觀經濟政策作用所取得的一個難得的局面，所以一定要愛護珍惜，不能給他潑冷水。這是目前現在爭論的一個問題，中國經濟究竟是不是過熱？以及伴隨著是否過熱的判斷，我們的政策的走向的重新選擇和考慮。

　　現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爭論比較大的第二個問題，就是我們政策的作用目標，是究竟選擇以控制失業(yè)為主呢，還是選擇控制通貨膨脹為主。這也是一個爭論很大的問題，而且確實是很復雜。這個問題和第一個問題有關聯(lián)，如果你認為經濟過熱、或者是認為出現過熱的跡象，毫無疑問下一步政策目標要解決的問題，首選的就是控制通貨膨脹。如果認為經濟增長現在并不是過熱的問題而是偏冷，甚至是要擔心通貨緊縮的困難局面的發(fā)生，那么解決的主要矛盾就是促進經濟增長，政策目標的作用對象還是要反失業(yè)。在這個問題上，也是各有各的道理。

　　認為中國現在很可能面臨的通貨膨脹巨大提升的壓力，政策恐怕要逐漸地轉換為以防止通貨膨脹為首要的宏觀政策選擇的觀點，主要根據有這樣幾點：

　　第一，從1998年下半年以來積極的財政政策采取以來，1999年當年發(fā)行的特別國債就是1000個億，然后每年特別國債安排的投資平均都不低于500億。所以我們現在累積了大量的國債。國債嚴格地講是不被列入財政赤字的，中國講的財政赤字實際上是扣除債務之后的收支差額，在我們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時，也發(fā)生了一定數量的財政赤字。無論是國債還是財政赤字，都是在入不敷出的情況下產生的，國債是要還的，也可能通過未來的財政收入償還，可能通過赤字預算的方法償還這，而財政赤字最后都會轉化為通貨膨脹。什么叫通貨膨脹？就是流通中的貨幣多了，什么東西都貴，只有錢便宜。大家知道，1994年是中國通貨膨脹最高的年份。商品零售物價指數上漲超過了24%，是建國后計算這一指數以來紀錄最高的年份。這是和1992年房地產熱，1993年上半年投資熱是相關聯(lián)的。1993年7月份中國開始緊縮，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貨幣政策，控制通貨膨脹。我們知道，任何國家的貨幣政策他都有一個時間的延誤，我們叫“時延”。根據我們的測算，中國這個時間延誤從政策出臺到管用大體上是7個月到24個月。美國是6到18個月。由于“時延”，1993年7月份的緊縮政策沒有立即出現明顯的政策效應，到1994年還沒有起作用，這就是到了1994年物價指數仍然在沖高的原因。所以，不能等到了通貨膨脹來臨的時候再采取政策，首先應該解決的是一個經濟是不是真正能夠均衡和協(xié)調增長的問題?，F在這么巨大的財政赤字、國債缺口，最后都可能轉化為通貨膨脹的壓力。再加上貨幣政策有一個時間的延誤，你不能到那個時候政策才出臺，那么就來不及，提前一年甚至更長時間采取一些溫和性的手段是必要的。

　　第二個理由，為什么通貨膨脹壓力這么大呢？和貨幣供給有關。我們知道，至2003年9月份，中國的信貸投放量，已經超過2002年全年的信貸投放量23%以上，就是超過2002年的總量，還高出了30%，到了9月份就已經到這個水平。主要是集中在前六個月，這么短的時間里我們信貸規(guī)模出現這么大規(guī)模的增長。再加上我們M2的供給量的增速也是在20%左右。這也是超過了過去多少年的貨幣供給的增長速度。除此之外我們還有一個外匯占款。中國2003年的外匯儲備超過了4000億美元，這個外匯儲備不是越多越好，它有成本的。外匯儲備是居民和企業(yè)的創(chuàng)匯，存在銀行里，結匯時需要使用人民幣。維持這個外匯儲備規(guī)模越大，要放出去的人民幣就越多，我們把這種情況叫做外匯占款，也就是維持外匯儲備所要占用的人民幣的款項。2003年的第一季度末，我們?yōu)榱司S持外匯儲備結匯所放出去的人民幣，相當于我們2003年第一季度整個貨幣供給增加的30%，大量的外匯占款是人民幣供給總量迅速增加的重要原因。貨幣量在2003年年上半年很短的時間內大量地增加，使流通中的貨幣大量地增加，這事實上也構成了通貨膨脹的巨大的壓力。

　　所以，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無論從財政赤字還是貨幣的實際投放上看，都構成了通貨膨脹的巨大的壓力。而且他們認為這種壓力已經有表現了，除了上面講的重要的生產資料的價格已經一漲再漲之外，從2003年第四季度開始，主要農產品的價格開始漲。中國80年代以來歷次大的通貨膨脹都是先從農產品價格上升開始的，說這明在現實生活中其實有了通貨膨脹跡象。在這種背景下，如果你認為或者是你承認中國現在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通貨膨脹，那我們的宏觀經濟政策就要放棄1998年下半年以來的積極的財政政策，而采取適度緊縮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也就是說，如果你認為通貨膨脹是首要的問題的話，那么宏觀經濟政策要比前幾年的方向有一個根本的扭轉，從擴張性的宏觀政策調整到緊縮性的宏觀經濟政策上來。這是一個極其巨大的變化，要求得非常慎重。因為這方面一旦選擇錯的話，代價是極其高昂的。日本當年就遇到過這種情況，經濟不景氣，采取刺激措施，剛剛拉起來，又擔心新一輪泡沫，跟著又一輪緊縮，松松緊緊，從80年代到現在，就沒有再振作起來，這個代價是相當高昂的。

　　但是另外一種觀點認為現在中國經濟當中的主要問題和政策作用的主要矛盾，恐怕還不是解決通貨膨脹問題，而應該是解決失業(yè)問題。這個問題是和第一個問題的分析相聯(lián)系的，如果認為中國經濟現在剛剛走出中國緊縮的陰影，不是所謂過熱的話，那我們的面臨的主要矛盾和主要壓力就是失業(yè)率太高。中國本身是一個勞動力大國，我們現在大概是7.4億勞動力，其中5億多是農村勞動力，2億多是城鎮(zhèn)勞動力?，F在我們城市的失業(yè)率情況是，從1999年到2000年，中國城鎮(zhèn)失業(yè)率一直保持在3.1%左右，2001年升至3.6%，2002年則達到4.4%，首次突破4%，2003年初中國政府表示要將其控制在4.5%左右，這個目標最后達到了。2004年中國對城鎮(zhèn)登記失業(yè)率的控制標準又上調了0.2個百分點，達到4.7%。這說明盡管各級政府做出了重大的努力，我們的登記失業(yè)率是逐步上升的。應該說明的是，我們當前所采用的是城鎮(zhèn)登記失業(yè)率。只有到當地勞動保障部門登記的符合失業(yè)條件的人員才被統(tǒng)計為失業(yè)人員，沒有登記的就不納入統(tǒng)計為失業(yè)人員。此外這個統(tǒng)計數字中下崗職工并沒有被計算進來，因為下崗職工并沒有與所在企業(yè)解除勞動關系，而失業(yè)人員則與原企業(yè)終止了勞動關系。有些中小城市的失業(yè)保障中心還沒有建立，還有一些人沒有進入這個中心登記。根據中國社科院2002 年度《人口與勞動綠皮書》的分析，中國城鎮(zhèn)的實際失業(yè)率在登記失業(yè)率的2倍以上（有些學者的估計數還要高），換句話說，早以超過國際上公認的7％的失業(yè)警戒線。還有一個隱蔽失業(yè)的問題，就是企業(yè)、機關和事業(yè)單位它們的富余人員，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冗員，它在城鎮(zhèn)是相當普遍的，這些年有所好轉，但是沒有根本改變。經濟生活中沒有這個崗位，三個人的活五個人干，這種隱蔽性失業(yè)比公開失業(yè)還要可怕。公開失業(yè)增加成本，政府要要發(fā)救濟金，但是提高效率，有利于企業(yè)效率的提高，隱蔽失業(yè)既發(fā)生成本（要發(fā)工資）又破壞效率。

　　中國農村真實的失業(yè)就更嚴重，中國現在有5.4億農村勞動力。中國現在的可耕地為19億畝，這些地需要多少人種？我們在前些年在浙江、遼寧和四川做過一個調查，一個農村整勞動力一年種10畝地根本沒問題，按照中國目前農業(yè)勞動生產率的水平，19億畝土地最多需要1.9億農民，現在的中國農村大概是1.4億是閑著的，5.3億農村勞動力，1億進了城，進城民工，還有1億進了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叫離土不離鄉(xiāng)，還有3.3億勞動力要靠這19億畝土地生活，而這些土地最多需要1.9億的勞動力，剩下的1.4億勞動力其實就是失業(yè)。一共5億多農村勞動力，失業(yè)的就有1.4億，失業(yè)率有多少？按照現在通常經濟學所說的經驗，失業(yè)的紅燈線，也就是最高警戒線通常是7%。通常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值得關注的數字。在世界各國，如果失業(yè)率達到7%以上，所有的經濟政策都要為解決失業(yè)讓路?，F在我們實際上已經超過了這個數。而且中國和別的國家不一樣，中國是一個經濟活動人口大國，中國要是要有個同樣的百分比的失業(yè)率，折算下來的絕對人口數那就很大。再加上每年新增勞動力1千3百多萬，相當于一個中等國家的人口。這就使得中國失業(yè)的壓力實際上相當大。有些外國學者感到奇怪，中國的就業(yè)壓力這么大，超過警戒線這么多，為什么社會還這么穩(wěn)定？這和中國的體制有關，中國的失業(yè)問題是隨著中國經濟體制的深化、效率的提高及經濟的加速增長而逐漸顯現出來的。長期以來，人民群眾形成的對黨和政府形成了高度信任，相信黨和政府有能力解決這一問題。這為我們解決這一問題贏得了更長的時間，但不代表這個問題就解決了，真正解決這個問題最直接最重要的途徑，還是要靠經濟的發(fā)展。

事實上，中國政府對這一問題已經引起了高度的重視，1998年上一屆政府上任時，在“兩會”上提出的1998年的主要工作任務，第一項工作就是保當年經濟增長不低于8%。上世紀80－90年代，中國經濟每增長1%，新帶來的就業(yè)機會大體上是170萬個。如果中國經濟增長8個百分點，由于經濟增長本身新創(chuàng)造的就業(yè)崗位就是1300萬個，而中國每年新增的勞動力也就是1300萬個左右。也就是說，8%的增長率是中國失業(yè)率不上升的一個經濟增長臨界值。那一年中國公布的實際數字是7.8%，沒有保住8%。其中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1998年嚴重的自然災害，在中國南北同時發(fā)生的洪水使中國的經濟遭受了重大損失。根據有關方面的測算，大水沖掉了1.75個百分點。但是1998年是中國經濟的一個特殊年份，在這一年中國的生產能力出現了過剩（以前是短缺），這和體制改革的深化和緊縮有關。當時中國的GDP不到8萬億，但庫存達到5萬多億，洪水過后的重建在一定程度上又刺激了需求，它又拉動了經濟增長1.35個百分點。二者相抵，那場洪水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大概是在負的0.4個百分點。但沒有保住8%，失業(yè)率就上升，此后幾年的增長速度，都在8%或者是8%以下。1999年7.1%，2000年到了8%，2001年又回到了7.5%，到了2002年才又回到了8%。從1998年到2002年，這么幾年時間里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就沒超過8%。這樣，即使按照上世紀90年代以前的經驗，中國的新增勞動力的安排就也有問題。更何況，進入21世紀之后，伴隨著資本積累的深入，技術進步的加快，同樣的增長速度，已經換不來那么就業(yè)崗位?，F在我們經濟增長1個百分點，大概增加的就業(yè)崗位不到100萬個。這就是所謂伴隨技術進步資本排斥勞動?？墒莿趧恿υ鲩L的量和速度是不變的，一年1300萬。再加上技術進步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從現有崗位上篩選下來的勞動力，我們需要的安排的勞動力其實還要更多。我們后來采取了一些過渡的方法，比如大學生擴招，大學生以后再研究生擴招，減緩眼前的就業(yè)壓力，但也只能解決一時的問題，長遠的方法還是要發(fā)展經濟。

　　但是問題在于，通貨膨脹還是解決失業(yè)，它的政策方向是相反的。你要解決失業(yè)，就以犧牲控制通貨膨脹為成本，你要解決通貨膨脹，就要以犧牲控制失業(yè)率為代價。在短期內，至少這兩個是矛盾的。怎么選擇？如果象教科書上描寫得那么簡單，那么宏觀經濟政策和國家經濟命脈把握就不需要那么復雜了。問題就在于不是那么簡單，不是那么容易判斷。那么中國現在的宏觀經濟政策究竟以解決通貨膨脹還是解決失業(yè)為首要？這是在理論層面和政策層面普遍關心的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關于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爭論比較大的問題就是人民幣要不要升值，也是各有各的道理。

　　這個問題實際上不是中國人提出來的，是美國人率先發(fā)難。美國911之后，經濟不景氣，它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經濟的方法，鼓勵消費，活躍投資，刺激需求，拉動增長。美國覺得在和對華貿易上連續(xù)多年存在的逆差，對它的經濟是有影響的，要改變這種局面，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壓迫人民幣升值。這和上世紀80年代下半葉以來，日美貿易磨擦中，美國就壓日元升值的情況是類似的。這對后來日本經濟的發(fā)展是有影響的?，F在出于同樣的情況，它要求中國也這樣做。我們知道，本幣升值就意味著出口品的價格上升，但產品還是這個產品，質量沒有提高，價格上升了，競爭力就下降了，出口就會受到阻礙，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份額就會減少。美國人提出這個問題之后，在世界上也得到一些呼應，日本人首先就支持，因為中日貿易中也存在著類似的現象，而且中國的一些產品在國際上已經成為日本的競爭對象。還有一些新興工業(yè)化發(fā)展中國家也支持它。這些國家還認為，由于人民幣和美元之間實行了固定的聯(lián)系匯率，又由于美國911之后為了鼓勵出口而對美元進行貶值，美國出口品價格下降的同時，中國出口品的價格也在下降，這就等于中國坐了美元貶值的車了。因此，這些國家也希望中國的人民幣升值。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中國政府對全世界做了一個莊嚴的承諾，人民幣不貶值，這就意味著當別的國家通過匯率調整使出口品價格下降時，中國的出口品不降價，把市場讓給了別人。

中國當時做出了重大的犧牲，贏得了世界上普遍的尊重。但也有的國家說，中國1998年人民幣沒有貶值，是因為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人民幣通過匯率并軌，已經率先實現了貶值。9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的出口特別好，擴大了中國出口商品的市場。這一次又跟著美元貶值，出口又特別好，2003年，中國的出口總額增長了34.6%，其中12月份的出口增長為50.7%。因此在國際上，確實存在著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較大壓力。但是在國際上也有一些不同的聲音，例如歐元之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蒙代爾就認為，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中國商品涌入威脅到美國國內的制造業(yè)，美國政府面臨的通貨緊縮壓力和財政赤字，以及中國大量的外匯儲備等，是美國對人民幣施壓的主要原因。根據他的經驗，當一國經濟出現問題時，總要從其他國家上找借口。比如日本現在也出現通貨緊縮的問題，他們不說是自己采取了不當的貨幣政策或是監(jiān)測力度太大，而是把責任歸咎到中國身上。蒙代爾也不贊同美國把制造業(yè)喪失就業(yè)機會歸咎于中國的匯率制度，他說美國現在是一個服務業(yè)為主的國家，制造業(yè)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已經從60%降低到20%，他們還將把更多的制造業(yè)向其他國家轉移。蒙代爾認為對人民幣重估并不能解決美國的問題。另一方面，他認為中國盡管在過去25年中經濟增長速度非常高，但年人均收入仍然只是七國集團的五分之一，仍需要保持進一步的快速增長。升值將減少中國的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資，使通貨緊縮更加惡化，減少經濟的增長，并提高銀行的壞賬，這對于中國甚至亞洲的發(fā)展都是不利的。

　　其實，即使考慮到西方的利益，即使是使人民幣升值，對解決美國人的問題幫助不大，中國的GDP的總量占世界總量不到4%，而美國的GDP占了30%左右。在不到4%的量中拿出一部分出口，而且面對的是包括亞洲、歐洲、美洲等在內全世界，這能占美國的進出口問題的多少？我們估算一下，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占美國進出口總量的1個百分點都不到。當然反過來對我們的情況可能不一樣。美國即使把中國順差這種局面改變了，對美國的需求本身是不會有多少作用的，所以美國對中國施加壓力，把美國的不景氣的原因歸于中國多年保持的順差，恐怕不符合實際。中國的GDP總量在世界上排名第六，現在根據我們的估算，如果中國的經濟總量能夠保持現在的增長勢頭，在21世紀中葉前大概能超過日本，但要超過美國可能還有一定的難度，即使趕上了，在人均水平上還存在著較大的差距。有些人不愿意看到一個強大的中國崛起，要增加中國經濟發(fā)展上的障礙，而從政治上出發(fā)，考慮問題就更復雜一些。

　　在中國國內，也存在著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這主要表現在這幾個方面：首先，有的經濟學家指出，從理論上講，人民幣存在著升值的可能性。什么叫匯率？匯率就是外匯的價格。外匯是一種商品，而任何一種商品價格都是由供求決定的，供給大需求小它就降價，需求大供給小就漲價。外匯當然也不例外?，F在人民幣的匯率是8.27元人民幣兌換1美元。1993年中國實行匯率并軌之前，外匯儲備是212億美元，1994年并軌之后，為516億美元。但到了2003年，中國的外匯儲備或者說是供給能力已經到了4033億美元。200億供給能力時是這個價，4000億時還是這個價，這和經濟學上的價格理論間似乎是矛盾的；其次，從中國出口商品可以換回來的進口商品的數量來看，人民幣的匯率越低，就意味著在換取一件同樣的進口品（如進口轎車、機器設備時）時，中國要付出更多的出口商品，這也意味著在國際貿易中我們獲得了較低的比較利益；第三，從人們的現實表現來看，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也是明顯的，華人、華僑、中國駐外機構工作人員以及其它方面的大量美元匯入中國的銀行并兌換成人民幣，就說明了這個道理。

　　我們認為這個問題的決策應取決于對國內的問題和對國內矛盾的判斷。如果國內經濟當中主要問題是通貨緊縮而不是通貨膨脹，如果我們政策所解決的主要問題矛盾是失業(yè)而不是過熱，那我們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來鼓勵保護我們的出口，而不能有任何的限制和抑制。如果是這樣一個國內主要矛盾的方向和主要政策的選擇，人民幣在近期內就絕對不能升，應該繼續(xù)保持穩(wěn)定。問題是由西方提出來的，但決斷取決于我們的選擇，我們對國內主要矛盾怎么認識，怎樣首選我們的政策目標。這也是我們需要認真分析和深入考慮的。

　　北京大學中國國民經濟核算與經濟增長研究中心是由國家統(tǒng)計局與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共同創(chuàng)辦的研究機構。成立這個機構的目的，就是要發(fā)揮雙方在理論和實際工作中的優(yōu)勢，通過對國民經濟核算方法的研究，對改進中國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和工作做出貢獻。在此基礎上，我們希望通過對國民經濟核算及相關數據的實證研究，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及在這一增長過程中的宏觀經濟政策做出客觀的評價的分析。《中國經濟增長報告2004》是這個中心發(fā)布的第一個年度報告。在這個報告中，我們對于中國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增長的各個方面的問題進行了較為系統(tǒng)的研究，而對2003年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各個熱點問題及宏觀經濟政策的分析，則是在這個報告中一個分析重點。因此，對前述的各種觀點的討論，也就成為本報告的重要組成內容。希望我們的研究對大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在現在的宏觀政策層面我們應當注意些什么？在2003年第四季度的時候，大家對我們的宏觀經濟政策如何選擇討論得很熱烈。特別是在總結2003年我們宏觀經濟政策得失的時候，有很多分歧。我們知道，宏觀經濟政策一般來說不是個理論問題，或者說更為重要的不是理論問題，而是個利益問題，是一個協(xié)調多方主體的利益的博弈問題。中央和地方、企業(yè)和個人、各個部門之間，利益怎么協(xié)調？黨16屆三中全會做出了關于繼續(xù)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在政策層面上，概括了三句話：一個叫做宏觀調控的政策方向保持不變，這意味繼續(xù)擴張繼續(xù)刺激經濟而不是收縮；第二句話是政策作用的力度會有所調整，那就是不會象前幾年那么大的力度，特別是財政赤字和國債的安排、規(guī)模；第三句話叫政策實現的方式會有所調整，這就意味著過去我們主要是用的是財政支出政策，增大財政支出來刺激需求，那么下一步就要考慮再進一步運用財政收入政策、貨幣政策等等去配套。三句話：政策方向不變；政策作用的力度有所變化；政策實現的方式有所調整。這三句話也是總結2003年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得失，根據中央對當前宏觀經濟矛盾的認識得出來的。我們認為，這個政策基本上是符合中國目前的實際情況的。

　　檢討中國前一段時間的宏觀經濟政策，我們認為，有幾個問題值得關注：

　　一是我們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應該配套。從1998年下半年后，中國開始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們貨幣政策實際上沒有做出積極的反應。所以在積極的財政政策下，用這么大的財政支出、這么大的國債來拉動需求，在價格上的反應怎么樣？整個物價指數偏冷。按理說這么猛烈的支出，價格水平早幾年就應該上來了，但是從1998年到2002年，連續(xù)五年，價格信號表現得偏冷，即使到了2003年中國物價總指數沒有表現出活躍。通貨膨脹是應該避免的，但溫和的價格水平的上升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處于高速經濟增長中的國家來說仍然還是需要的。在通貨緊縮的狀態(tài)下，經濟的高速增長很難保持，這已經被世界各國的經濟所證實。連續(xù)多年價格信號偏冷說明什么呢？說明貨幣政策方面對財政政策的響應不夠及時、不夠充分。刺激經濟就靠財政政策，控制通貨膨脹就靠貨幣政策，這是不可能的，二者應該相互配合。中國真正開始啟動貨幣政策，讓它明顯起作用，實際上是2003年的上半年的事。但啟動之后中國馬上就遇到了“非典”的沖擊，接著就是第四季度對貨幣政策的收縮微調。

　　二是就財政政策本身來講，財政支出政策和財政收入政策也有一個進一步協(xié)調的問題。財政政策應當是包括支出和收入兩方面的政策。西方國家動用財政政策刺激經濟或是抑制通脹的時候，從財政政策方面主要動用的不是財政支出方面而是財政收入政策。國會中爭論的焦點往往是增稅還是減稅，擴張經濟應當減稅，使老百姓、企業(yè)手中可支配收入加大，市場需求增大；如果是抑制需求的話，就應當增稅。他們的財政政策、公眾關注的焦點主要是財政收入這個層面。中國的財政政策主要表現在財政支出方面。財政支出在擴大，在刺激需求，但是財政收入政策基本上沒有配合這個支出政策，不僅沒有支持這個支出政策去擴張需求，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財政支出擴張性政策的效應。中國連續(xù)多年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基本上都比GDP的增長速度快一倍，也就是說財政收入在加稅。刺激經濟增長按道理應當是適當減稅，或者是相對減稅，但在實際操作中這方面的政策卻沒有和支出政策配合起來。這里實際上有一個公共財政的問題，和政治體制的改革有關。公共財政是中國財政體制改革的一個方向，這在理論界實際上已經有了共識，但這種改革還會有一個過程。從經濟上來說，宏觀經濟政策的財政政策上，支出政策和收入政策之間的鏈接上，應該加以更多的關注。

　　三是從貨幣政策來看，貨幣政策和金融體制的改革也應該進一步協(xié)調。宏觀經濟政策想刺激經濟的時候、想鼓勵信貸的時候，作為這種宏觀行為的微觀基礎的銀行沒有做出響應。由于金融改革在深化，金融監(jiān)管人員、金融干部、金融工作人員對未來的風險和行為的預期越來越不穩(wěn)定。金融業(yè)的貸款責任制對銀行控制風險是有積極意義的，但在另一方面，由于過于強調銀行風險和個人責任，使商業(yè)銀行和專業(yè)銀行出現了“惜貸”的現象。所以當貨幣政策想鼓勵貸款的時候，金融體制上由于人們的預期發(fā)生的微妙變化卻在抑制這種信貸。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抵消貨幣政策的作用。

　　在這幾個層面上，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配套、財政支出和財政收入政策的配套、貨幣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及金融改革體制之間的配套，其實都有大量的、值得深入考慮的問題。解決了這些問題，我們才能真正提高我們宏觀調控的藝術性、科學性和它的有效性，才能使我們掌握住中國經濟快行線上的高速增長當中的均衡。

　　我想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前景和歷史可能性是不必懷疑的?，F在經濟學家分歧在計算方法不一樣、運用材料不一樣，但是公認的，中國在未來二、三十年保持高速增長這種可能性應該是存在的。從1978年到2003年，中國已經取得了以9%以上的速度持續(xù)25年的高速增長。從中國的GDP的總量規(guī)模上看，有些人提出了一些意見，認為數字可能偏低，但是從動態(tài)上看，我們認為這個數字是完全可比的。25年里達到這樣的高速度，確實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過程中的巨大成就。我們現在已經有了25年，那么再往后25年甚至是更長的時間，中國將會變得怎么樣呢？現在對這一方面已經有很多測算對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fā)展進行測算。我們有一個測算，我們估計在2010年前，中國的年平均經濟增長大概在8%到9%之間，2010年到2020可能是7%到8%。2020年到2030年大概是6%到7%。每10年下降一個百分點。2030年以后中國可能會進入平穩(wěn)經濟增長階段，年均增長保持在4%左右。測算的方法可以再深入討論，但是總的來看，無論怎么測算，認為在未來中國二、三十年繼續(xù)保持高速增長應當是沒問題的。在這種高速增長當中，中國的國力會發(fā)生根本的改變。我認為2030年左右中國的人均GDP水平能達到高收入的發(fā)展中國家的水平，完成工業(yè)化。中國的前景應當說是非常好的。

　　2004年3月1日于陽春光華

擴展閱讀

版權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