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要繼續(xù)推動政府職能轉變和管理創(chuàng)新，進一步強化其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并把“更加注重社會建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2008年政府的九大任務之一。可以看出，加快推進政府職能轉變，更加注重政府的公共服務功能，著力促進教育、衛(wèi)生、文化等社會事業(yè)健康發(fā)展，建立健全公平公正、惠及全民、水平適度、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公共服務體系，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已成為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設的重心。

　　“改革攻堅”一詞的提出已有多年，我們以為，對“攻堅”一詞內涵的不明晰是導致我們仍有可能較長時間處于所謂“攻堅階段”的重要原因。攻堅，并不是金融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或者農地制度改革等局部的問題，所有這些部門或領域出現的亟待解決卻又處處掣肘的問題，其根源就在于政府部門自身利益對進一步推進改革的意愿、行為的禁錮和約束。雖然目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的“四梁八柱”已經建立，但是要進一步深化改革，改革的系統性、復雜性、風險性在加大。改革的目標和方向必須適時轉向改革的發(fā)動者和推進者即政府自身，把政府自身的管理體制改革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加注重其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使政府直接干預微觀經濟活動過多的局面得到根本改觀。

　　政府長期主導資源配置，是改革開放30年來經濟發(fā)展取得巨大成就的一個不容忽視的積極因素，但與此同時，由于政府將掌握的資源主要運用在經濟領域，這使政府長期充當了經濟建設主體和投資主體的角色。重視經濟轉型而忽視社會轉型，造成經濟增長與社會發(fā)展之間的不協調和不平衡，由此產生的嚴重后果于今愈發(fā)明顯，已經影響到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為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政府應當而且必須把自己在經濟領域的主要資源轉移到為全社會提供基本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方面來。

　　所謂公共服務是指政府為滿足社會公共需要而提供的產品與服務的總稱，包括維護性公共服務、經濟性公共服務和社會性公共服務。二戰(zhàn)以后，西方國家都在進行政府職能的轉變，政府的財政支出主要投向社會性公共服務方面，包括：教育公共服務、公共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社會保障服務、就業(yè)公共服務等，這些方面的支出占公共支出的較大比例。

　　新世紀以來，根據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發(fā)展，我國及時制定了擴大內需的方針，特別是去年以來，世界經濟環(huán)境的動蕩惡化，對我國出口影響較大，擴大國內需求愈益緊迫。政府加大公共服務支出對于擴大國內需求，將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國政府財政收入、國家外匯儲備十分充裕，特別是在目前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政府分配比重偏高，居民所占份額偏低，決定了政府調整財政支出和政府投資結構，較大幅度地增加“三農”、社會保障、醫(yī)療衛(wèi)生、教育、文化、節(jié)能減排和廉租住房建設等方面的支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表明，1998-2007年的十年間，我國稅收收入的彈性系數在1.5以上，即稅收收入的增長速度是GDP增速（按現價計算）的1.5倍，2007年更達到1.8倍。稅收收入的長期超常增長，再加上非稅收入的增長，必然使得政府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額不斷提高，1998年以來，平均每年提高近1個百分點?？梢哉f，增加政府公共服務支出，正逢其時。政府公共服務支出的增加對經濟的促進作用，除了其自身支出所產生的擴大就業(yè)、增加產出的直接效應外，還主要表現為通過穩(wěn)定居民消費預期，提高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從而提高投資乘數，擴大產出，增加就業(yè)。

　　無論是政府支出還是私人支出的增加，都會在經濟中引起連鎖反應，從而使相當于投資增量一定倍數的國民收入得以產生。這種收入增量對投資增量的一定倍數稱為投資乘數。投資乘數與邊際消費傾向（邊際消費傾向是指新增收入中用于消費的比例）密切相關。因為在增加的收入中，用于消費的比例越大，投資所引起的連鎖反應就越強烈，從而使新增加的收入也就越多。理論上，投資乘數=1/(1-邊際消費傾向)，假定邊際消費傾向為0.75，那么，投資乘數就等于1/（1-0.75）=4。即新增加一元投資，最終將得到4元新增國民收入。因此可以說，居民邊際消費傾向是影響投資乘數及影響投資（包括政府投資）最終實際產出效果的重要變量。

　　著名發(fā)展經濟學家錢納里對101個國家相關資料的研究表明，一個國家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100美元增加到1000美元的過程中，其長期邊際消費傾向為0.611，即投資乘數為2.57。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超過1000美元經濟發(fā)展“標準結構”數據的上限，而大量實證研究表明，我國的長期邊際消費傾向遠低于國際平均水平0.611，長期投資乘數也遠低于國際水平。我國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偏低的主要原因在于教育、醫(yī)療、住房、養(yǎng)老、失業(yè)等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不完善和不到位，使得居民對于未來的收入和支出存在大量的不確定性預期，出現了以往所沒有的“有錢無處花、有錢不敢花、有錢不愿花”的現象，導致居民現期消費更加謹慎，加大了儲蓄的比重，最終使全社會投資的乘數效應不能很好地發(fā)揮出來。

　　令人振奮的是，黨和政府已經充分認識到擴大國內需求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特別是更加重視以調整財政支出和投資結構為抓手，加快推進政府職能轉變，構建公共服務型政府。剛剛閉幕的黨的十七屆二中全會作出的《關于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非常明確地指出，要全面正確履行政府職能，更加注重公共服務，著力促進教育、衛(wèi)生、文化等社會事業(yè)健康發(fā)展，建立健全公平公正、惠及全民、水平適度、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公共服務體系，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一言以蔽之，調整財政支出和投資結構，加大與民生有關的支出比例，亦即擴大政府的公共服務支出，不僅對于縮小城鄉(xiāng)差距、地區(qū)差距，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目標，進而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于在今后一個時期不利的國際經濟環(huán)境下國內經濟的平穩(wěn)增長更具直接的推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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