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首先看的就是企業(yè)家做事的手段。假如你的手段不正當，那你再輝煌的結果也無法贏得民眾的尊敬，再可憐的下場也換不來民眾的同情。

民營石油大亨龔家龍突然被查，據說是因其“涉嫌經濟犯罪”。是否犯罪，現在無人能夠確定，不過，要在他的經歷中找到一些可能觸犯法律的行為，似乎并不困難。在權力緊緊地控制著資源和市場進入權的時候，私人企業(yè)家假如有一點點雄心，就不得不與權力進行交易。這當然是違法的。而且，這是一種致命的、類似于黑社會電影中所描寫的買賣槍支的交易，一旦對方翻臉，企業(yè)家就得準備承擔喪失一切——不光是財富、還有人身自由——的可怕后果。

成功的企業(yè)家都是些非常之人，對于這些東西的喪失，恐怕也未必像常人一樣在意。但最可怕的是，當企業(yè)家從輝煌的名利場一下子掉入被調查的黑洞中的時候，幾乎所有輿論、民眾，都出奇地漠然，甚至興高采烈，更有人落井下石。呼吁清算私人企業(yè)家原罪的聲音一輪接著一輪，而每一個私人企業(yè)家的落馬，似乎也恰好證明了人們對企業(yè)家德行的估計是正確的。

當然，有一些珍貴的例外。一兩位、兩三位私人企業(yè)家遭到調查、因受質疑的法律而被問罪的時候，公共輿論幾乎一致地為之辯護，而譴責那些不合理的法律規(guī)定本身。因此，他們被問罪，反倒給他們帶來了“榮譽”。

更重要的是，他們被問罪的事件通常能夠起到改革催化的效應。人們會問：這么一個“好人”、一位具有企業(yè)家精神、具有道德情懷的企業(yè)家，為什么不從事那些正當的經營活動，而不得不違犯法律、政策？錯的會不會是這些法律、政策？是不是應當對制度本身進行反思？

我相信，那些曾經成功的企業(yè)家最看重的肯定是榮譽。但可惜，絕大多數落馬的企業(yè)家除喪失錢財之外，還要蒙受聲名狼藉之恥，甚至連人們對街頭乞討流浪人員的那種同情都無法獲得。

憑著常識理性，民眾首先看的就是企業(yè)家做事的手段。假如你的手段不正當，那你再輝煌的結果也無法贏得民眾的尊敬，再可憐的下場也換不來民眾的同情。

按照某些經濟學家的說法，這些落馬的企業(yè)家做了冤大頭、替罪羊。然而，漸進改革本身就意味著所有改革措施都可能在突破現有法律、法規(guī)，問題是：為什么只有私人企業(yè)家被挑了出來，去為半吊子的市場化過程中的一切不道德的、不合理的、令人厭惡的后果承擔責任？看來，私人企業(yè)家正確的反應，恐怕是應該自我反思，反思自己的精神狀態(tài)和行為模式。

回顧歷史總是能給人很多啟示。作為一種制度的自由市場興起于英格蘭，而這種制度之形成，當然有賴于沖破教權、王權對私人經營活動的限制。

與人們的偏見相反，在市場興起之前，教會已不再反對贏利性活動。晚期天主教經院哲學已經承認了這種活動的正當性，至少在文藝復興時代，信奉天主教的南方國家（意大利、西班牙等國）的商業(yè)已經高度發(fā)達。國王們也不反對工商業(yè)發(fā)展，反倒是普遍采取重商主義措施，鼓勵此種發(fā)展。君主們?yōu)榇嗽O立了很多壟斷，工商業(yè)倒也蒸蒸日上。

但這些不等于自由市場。歷史已經證明了沒有自由市場，工商業(yè)也照樣可以繁榮，至少在中短期內。在這里，商人們可以盡情地追求滿足物質的欲望，就像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商人，或享有英國王室壟斷權保護的商人。

而自由市場制度從根本上是一種政治和道德追求。因為它的根本內容是人的自由和每個人在法律與政治權利上的平等，及因此而得到的進入各個市場的自由。英國之所以率先得到了這樣一套制度，恰恰因為英國人有普通法傳統(tǒng)及清教運動。

主流的學術意見承認，清教與自由市場之間有直接關系，而清教乃是一場宗教復興運動。清教徒以嚴格的道德戒律約束自己，節(jié)儉是一種公認的美德。因而，英國新興的商人階層是一個禁欲的群體。也因此，他們克制自己不去從國王那里購買壟斷，因為在他們眼里，這是一種腐敗的經營方式。相反，宗教戒律讓他們超越個人的利害算計，進而反對壟斷制度本身。他們的努力得到了普通法法律家的支持。即使國王運用強權問他們的罪，他們也得到人民普遍的同情。最終，一個一個壟斷被廢除，自由市場的大門終于打開，私人企業(yè)家終于獲得了穩(wěn)固的保障。

中國的私人企業(yè)家從這些故事中是否可以得到一些啟示？可以設想，看到文章標題，絕大多數人都會笑起來。但可以確定，顧雛軍、龔家龍們絕對笑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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