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管理思想（講課用）
第三章：法家的管理思想
總的特點：1）有相當專業(yè)技能的職業(yè)官僚——職業(yè)經理人。
2）掌握了國家政權
3）利用國家政權的力量強力推動上層建筑變革——變法運動。
●強力推動勞動力與土地的結合，并想方設法將他們固定于土地上。
●建立社會新價值觀：論功行賞，而不是論血緣關系行賞。
●注重官員隊伍建設，使之高效率運轉。
4）經濟發(fā)達狀況的不同，造成不同區(qū)域法家思想的差別
5）法家思想的大本營：秦晉地區(qū)。
6）與儒家代表人物相比，他們是實踐家。
法家與儒家關系、法家與道家關系、法家與墨家關系（墨家學派在秦國受到禮遇）、法家與齊國稷下之宮的關系。
第一節(jié)：早期法家的管理思想
戰(zhàn)國時代最先發(fā)達起來的國家是韓、趙、魏三國。魏國最先變法，改革上層建筑。
一、李悝變法：
1、按功授祿，取締了舊的宗法制或宗法殘余的世卿世祿制度，規(guī)定只有立功的人才能封官，才能獲得俸祿。
2、“盡地力之教”。提出盡力生產，發(fā)覺地利；加強儲備，應付荒年。制定平 法，均衡農民和市民之利。
3、制定《法經》，加強對私有產權的保護?！斗ń洝酚小侗I法》、《賊法》、《網法》、《捕法》等。
●西門豹治鄴：運用科學打破迷信，消滅落后勢力，建立新經濟的基礎。（李冰與堵江堰，二郎神的故事，運用傳統(tǒng)的方法打破傳統(tǒng)勢力）。西門豹與官員的考核。
二、吳起變法：
吳起個人情況：曾子門人，殺妻求將。后到魏國任西河守，提倡開墾荒地，發(fā)展生產。文侯死后，受到排斥到楚國，協助楚悼王于前383年實行改革。
變法情況：打破舊的世卿世祿制度。“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滅百吏之祿秩”，同時宣布“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撫養(yǎng)戰(zhàn)斗之士”，“要在強兵”。
三、齊國的變法：
前386年，田（陳）齊代姜齊。
●稷下之宮的設立；
●齊威王改革，即墨大夫和東阿大夫的故事，騶忌諷齊王納諫，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不飛則已飛則沖天。 （官員的考核，楚莊王的故事）
第二節(jié)：商鞅的變法思想
商鞅（前390——前338年）簡介：衛(wèi)國貴族后裔，魏國成長，秦國立業(yè)。有深厚的法家思想理論修養(yǎng)，有豐富的從政實踐，對社會通達，“刻薄寡恩”，車裂而死。
一、商鞅的經濟管理目標和實現途徑：
治（社會安定）、富（國富）、強（國強）、王（天下統(tǒng)一）。
“強者必治，治者必強；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強者必富，富者必強”，強必王”。
其中，富、強是近期目標，治、王是遠期目標。
實現途徑是農戰(zhàn)，且長期堅持農戰(zhàn)，名之曰“作壹”。“壹之農，然后國家可富”，“民不逃粟，野無荒草，則國富”。“國作壹一歲，十歲強；作壹十歲，百歲強；作壹百歲，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即統(tǒng)一天下。
為何農戰(zhàn)政策能導致富強，進而“王”——統(tǒng)一天下呢？ “國不富，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則眾力不足也”。
何謂“富”？ “所謂富者，入多而出寡。衣服有制，飲食有節(jié)，則出寡矣。女事盡于內，男室盡于外，則入多矣”。“故民壹務，其家必富”。
二、商鞅經濟管理的原則與措施
1）在促進土地與勞動力結合的基礎上發(fā)展家庭生產方式。
“作為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建立家庭生產方式。
實行“粟爵粟任”、“武爵武任”的政策，使“耕織致粟帛多”的地主和富裕農民，可以免除徭役并取得官爵；使在對外戰(zhàn)爭中立軍功的人可以按軍功大小得到相應的官爵、田宅和“庶子”（依附農民），從而增強新興地主階級經濟、政治力量。
頒布“墾草令”，鼓勵私人開墾土地，“任其所耕，不限多少”。
“任地待役之律”： “民勝其地務開，地勝其民者事徠”。為鼓勵開墾和進行招徠，制定一系列的相應優(yōu)惠政策，如任民懇種，不限多少；對外來移民在一定時間給予免稅、免役的優(yōu)待。
以種種法令、措施將勞動力固定于土地上，如制定嚴格的戶籍管理辦法，“舉民眾口數，生者著，死者削”，“使民無得擅徙”，實行什五連作法，使鄰里互相監(jiān)督等。
主張保持農民的閉塞、愚昧，認為這是保持勞動力與土地結合的一個重要條件，故提出愚民政策。認為農民“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壹。意壹而氣不淫，則草必懇矣”，禁止音樂、雜技等文化娛樂活動下鄉(xiāng)，使農民耳目閉塞。他們。
2）限制農業(yè)以外的其他經濟活動，使全國的勞動力盡可能多地投入農業(yè)。
“農、商、官三者， 國之常食官也，農辟地，商致物，官法民”。
“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宣揚“能事本而禁末者富”，認為“茍能令商賈技巧之人無繁，則欲國之無富不可得也”。
商殃心目中的“農”實際上等同于糧食種植業(yè)或至多是指“耕織”、“農桑”，因而提出“壹山澤”的主張，即禁限人民入山澤進行采用漁獵等生產，“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于食，無所于食，則必農”。
重本抑末的政策的內容包括
第一， 在賦稅方面的歧視：“重關市之賦”、“不農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等
第二， 在徭役方面的歧視：一方面對努力從事農業(yè)生產的人減免徭役，“致力本業(yè)，
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另一方面加重商戶的徭役負擔，使“農逸而商勞”．
第三、商業(yè)、價格方面的歧視：提高糧食價格，限制商人經營的范圍，尤其是不許其從事糧食貿易，以防止商人剝削農民，限制商業(yè)對封建農業(yè)自然經濟的分解破壞作用．
第三， 其他方面的歧視：如主張“度逆旅”、“貴酒肉之價”，以增加
行商的困難。
（3）對農業(yè)剩余產品的管理．
反對輕徭薄賦的原則，公然主張“家不積粟，上藏也”。即百姓除了家庭的必?？谟猛?，剩余的糧食要統(tǒng)統(tǒng)上繳于國。
（4）其他管理原則和要求。
第一，“國富而貧治”。認為“目富而貧治”能做到“重富”、“重強”，
反之，“目貧而富治”，則“重貧”。
第二，“國貴少變”。一方面主張變法，“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另一方面，主張“少變”，提出“國貴少變”的主張。
第三，“知數”，提出“強國知十三數”：“境內倉口之數，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士之數，以言說取食者之數，利民之數，馬牛芻藁之數”，指出，“不知國十三數，地雖利，民雖眾，國愈弱至削”。
第四，整頓吏治。提高官員的辦事效率，作到“無宿治”，并且全國各地制度“百縣之治一形”。
（四）商鞅經濟管理思想的理論基礎。
認為人類的天性是自私自利的．人們在這種天性的支配下 必然要追逐名利、營求富貴不擇手段而且是終身不知厭足：“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民之欲富貴也，其闔棺而后止”。
“以義教民則民縱”。所謂的“民縱”．即不肯聽從國家，不服從農戰(zhàn)需要。
國家必須而且能夠利用人的這種天性來推行農戰(zhàn)政策：
1）“利出一空”；把農戰(zhàn)以外的其他一切可以獲得名利、富貴的途徑統(tǒng)統(tǒng)堵塞住，
使百姓只能靠從事農戰(zhàn)獲得名利、富貴．
2）用賞、刑驅使人們致力農戰(zhàn) 。 “刑于九而賞于一”， “刑多則賞重”。
第三節(jié)：齊法家的管理思想
《管子》一書與齊法家：系托名管仲而做，實際上是戰(zhàn)國至西漢前期的作品，是崇尚管仲思想和事業(yè)的學者而作?！豆苤佟芬粫褪沁@些人的文集，非一人之作和一家之言，法家、道家、儒家、名家思想參雜其中，而以法家思想為主。
一、管子管理思想的要點是：
1、 富國富民思想。
管子既主張富國，也主張富民。 “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 “倉廩實則知禮節(jié)，衣食足則知榮辱”，“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xiāng)重家，安鄉(xiāng)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是一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2、要富國富民，惟有發(fā)展生產，發(fā)展生產的關鍵是不奪農時，因為農民出于牟利的動機自己會想辦法去發(fā)展生產的。
3、國家怎樣做到“不奪農時”呢？方法是善于管理經濟。“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分之”。所謂“分”就是善于安排和調節(jié)各種物質經濟活動，善于分配社會勞動力和生產資料于各生產部門。“圣人之所以為圣人者，善分民也”，“惟圣人為善托業(yè)于民”。
《管子》特別強調統(tǒng)治者，特別是封建君主的偏好對于社會經濟活動的巨大影響和作用。他說，“一人之治亂在其心，一國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主好本則民好懇草萊，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
4、要善于管理經濟，就必須懂得并遵循經濟活動的規(guī)律性?！豆茏印吩唬?ldquo;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治而未必富也，必知富之事，然后能富”。所謂“常道”、“常法”均指客觀經濟活動的知識和經驗。違背客觀規(guī)律的經濟管理活動則是妄舉，“妄舉者事不成，起功不立”。
二、 管理思想的具體內容：
1、 均地分力，建立封建土地制度。
“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民非作力無以致財”。“慎富在務地”。
首先，要懂得各種土地在生產中的作用，因地制宜：“相高下，視肥瘠，觀地宜……使五谷桑麻皆安其處”。
其次，要保護土地資源，“修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天財之所出，以時禁發(fā)焉”，“山不童而用瞻，澤不弊而養(yǎng)足”。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要解決土地占有制度問題，使勞動力能夠和土地結合在一起。“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備然后民可足也”?！豆茏印氛J為，使農民“田備”，即人均擁有土地三十畝，是富國富民的關鍵，也是“均地”、“正地”的最重要的內容。《管子》還認為合理的土地制度能夠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從而極大的促進生產的發(fā)展。他說，“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早晏，日月之不足，饑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 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為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為惡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為。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2、重盡民力，減少對勞動者時間的侵占。
《管子》指出，“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勞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根本用不著國家去經營。
《管子》認為，國家對百姓的剩余勞動和剩余產品必須取之有度，用之有止，不能無限征發(fā)。 “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yǎng)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間，而上下相嫉也。是以臣弒起軍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少必安；取于民無度，用之無止，國雖大必危”。
《管子》主張，國家征調民力必須在農閑時節(jié)進行，否則，“舉事而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成”。
《管子》“重盡民力”思想的本質，就是要求在解決土地占有制度之后，國家管理經濟的基本準則，就是盡量減少對百姓活動的侵占，使人民能把更多的剩余勞動用于物質資料的生產上。
3、“四民得均”，促進農工商各業(yè)共同發(fā)展。
《管子》認為，農業(yè)很重要，“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途，治國之道也”。
農業(yè)的范圍不限于糧食，其他如瓜菜、絲麻以及林、牧、漁各業(yè)也是富國富民所不可缺少的，“山澤救于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溝瀆遂于隘，障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于也，五谷宜于地，國之富也；六畜育于家，瓜瓠葷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
《管子》同時認為，手工業(yè)和商業(yè)也是富國富民所不能缺少的，“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手工業(yè)關系國家安危，“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商業(yè)對國計民生也非常重要，“市者，貨之準也”，“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歲有市，無市則民乏”。
《管子》提出的處理各經濟部門關系的原則是：
（1） 國家從外部為農工商各業(yè)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條件（主要是民間辦不了、辦不好的事
情）。如山澤自然資源的管理和保護、水利的興修與管理、農業(yè)的技術指導和生產的指導、手工業(yè)生產的宏觀監(jiān)控等，分別由國家的虞師、司空、鄉(xiāng)師、申田、工師等各級官吏來指導。
（2） 調節(jié)農工商各部門的利益，使各行業(yè)每年所獲利益大體相等，以免出現百姓
顧此失彼，或棄此趨彼的現象，“故先王使農、士、工、商四民交能易做，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懇，得均則奸巧不生”。
解決四民得均問題，關鍵是提高農民的收入，實行“利農”政策 。“利農政策”的主要內容是：“薄征斂，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養(yǎng)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吊禍喪，此謂匡其急；衣凍寒，食饑渴，匡貧 ，賑疲露，資乏絕，此謂胗其窮”。也就是通過賦稅政策和賑濟政策，調節(jié)四民利益，保證重農政策切實貫徹執(zhí)行。
（3）禁止末技文巧。禁止奢侈品的生產與經營。
特殊的思想：“侈糜論”：
第四節(jié)：韓非子的管理思想
韓非子，戰(zhàn)國末期韓國人也，荀子的學生。
韓非子的世界觀：主張“法后王”，主張“霸道”。 “上古竟于道德” “中古竟于智謀”，“當今竟于氣力”。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人口過剩論者”。
韓非子的社會觀：“互市”。“人為嬰兒也，父母養(yǎng)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yǎng)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業(yè)也，而或誚或怨者，皆挾相為而不周于為己也”，“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利出也”。“王良愛馬，勾踐愛人，為戰(zhàn)與弛。醫(y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雨人仁而匠人賤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
這意味著，統(tǒng)治者得舍得自己的財產才能換來別人的死力效忠，此其一；統(tǒng)治者得警惕、防止別人犯錯誤，尤其是警惕別人利用你身邊的人犯錯誤。正因為此，韓非子才提出，“法、術、勢”三者并重的法家集大成思想。“法”為制度安排，具有滯后性的特點，因此得靠“術”（監(jiān)督、考核的種種辦法及制度安排）來彌補，“術”的執(zhí)行必須有“勢”才能來維持，因此統(tǒng)治者必須緊緊掌握住手中的權力。
“故群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因任而授官，循明以責實”。
韓非子的人性觀：認為人的天性是趨利避害的，因此治國離不開刑、賞。他說，“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還說，“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他不僅主張用刑法，而且主張嚴刑峻法，“明主峭其法而嚴其刑”。他主張封建的專制主義，提出，“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政，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是春秋以來第一個明確提出統(tǒng)一意識形態(tài)的人。他的主張，在秦統(tǒng)一后曾得到實現。
其政策主張：
1） 堅決執(zhí)行農戰(zhàn)政策，重本抑末。
2） 堅決打擊私封。
秦始皇滅亡原因：
1、 無法在思想上統(tǒng)治被占領區(qū)人民，“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2、 對人性的理解有偏差，將特殊階段、特殊地區(qū)的人民的情況推廣開來，犯了“以偏蓋全”的錯誤；
3、 嚴刑峻法思想是特殊時間、特殊區(qū)域的特殊產物，是危機狀態(tài)的產物，而運用于和平狀態(tài)，當然要出問題；
4、 繼續(xù)征戰(zhàn)，違反民意，而民意不可違，小民從來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5、 用對待一般百姓的辦法對待文化層次高的人，犯了不明小人、君子的錯誤，也違背了馬斯洛學說的宗旨。理想的辦法應該是“懷柔”，安居樂業(yè)，吸收領袖人物進入政治中心，但對搗亂分子堅決打擊。


法家的管理思想（講課用）